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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食品安全問題十年春秋:沉疴新疾全面暴露

更新時間:2012-08-08  |  點擊率:2473

世界衛生組織對食品安全的定義是“食物中有毒、有害物質對人體健康影響的公共衛生問題”。
從2009年到2010年,以食品安全法、高層次議事協調機構——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、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專家委員會、食品安全標準評審委員會為標志,中國更新了應對食品安全問題的法律機制、協調機制和科學評估機制。
此*年,是食品安全問題浮出水面、集中爆發的歷史階段。然而問題并未就此消失。圍繞乳和乳制品,食品安全標準評審委員會完成了*評審成果。據參與這一工作的食品安全專家委員會委員介紹,在一年多工作基礎上形成的60余項標準,經過了長時間討論,完成了艱難的部門協調。然而,它們還是在社會上激起了一些負面反響,有媒體稱其是“歷史性的倒退”。這從另一個側面,折射了中國食品安全問題的深刻和艱巨性。
以1949年為時間起點,有研究者將中國食品安全問題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:
1949—1984 年——糧食作為基本食品的數量短缺,是社會面臨的zui大不安全因素;
1979—1984 年——糧食安全基本解決,但提高產量的代價是農藥化肥的普遍使用、直至過量使用,這是食品源頭安全問題的萌芽;與此同時,食品供給鏈條從統購統銷的高度計劃模式,逐步轉向市場,粗制濫造、檢驗簡化或不檢驗的小作坊在食品加工企業中占比巨大;企業趨利忘義,在利益驅使下,食品生產的各環節都開始出現問題。
1984—2000年——食品安全問題起步期,《食品衛生法》頒布,國家制定無公害食品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生產和監管標準。有學者認為:綠色食品作為食品這一理念的興起,標志著中國食品安全問題成為食品體系的結構性問題。
2001 年至今——食品安全問題集中爆發,同時也是食品安全管理體系的發展期,中國發布了《國務院關于加強食品等產品安全監督管理的特別規定》。2009年《食品安全法》發布,傳承多年的“食品衛生”概念,被“食品安全”取代。
以一次次公共事件或食品信譽危機為標志,中國社會在短短十年內,步入了對食品安全的普遍警惕和不信任心理。
2003-2004年,食品安全事件始呈頻發之勢,這一階段的特點是顯著的區域性、輿論焦點大多對準具體品牌、某一區域的具體食品類別,事件表現多為顯性的食物中毒或病發入院。及至2005年,石臘火鍋底料、石臘油大米,違規化學添加、加工程序帶來的潛在危害,開始成為食品安全關注的焦點,并且開始引發公眾對某個食品類別的整體性擔憂。當時的輿論反思和監督矛頭,經常被指向中國標準體系的粗陋。很快,質疑的矛頭不僅于此了。蘇丹紅引發的“紅色心理恐慌”是一個標志性事件——食品安全信任危機的區域性、局部性、食品門類的特定性,轉向普遍性、廣泛性、所涉食品門類的多樣性。
2008年的乳業三聚氰胺事件,是又一個節點事件——食品鏈條中的不安全因素,*可能潛藏在全行業幾乎所有大企業中。一個食品門類的整體信譽全軍覆沒。
當國人每年吃掉300萬噸地溝油的數字披露出來,公眾現出疲態。存在多年的地溝油產業,事實上早已廣為人知,盤根錯節、形成自己的現實利益鏈條。
十年來的歷程,基本是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沉疴新疾在食品領域的全面暴露,并成為全社會付出的巨大代價。食品供應體系因為鏈條較長、從農田初級產品到終端制成品跨越了農業到工業的多種產業形態,顯得尤為復雜艱巨。大量小作坊為廣大數量的人口支撐著基礎食品供應,行政監管在一些環節近乎為零,多頭管理政令迭出,不同系統的標準相互打架造成執法窘境,魚龍混雜的企業行為不斷跌破自律底線,行業沒有約束機制卻“心照不宣”,“科研”服務于產量和賣相,地下市場混亂,資源浪費嚴重,在降低成本的市場合理性之下,沒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
廣義的食品安全問題,作為食品工業現代化過程中的普遍問題,在西方國家的自由市場發展階段,也都無一例外地出現,并非中國*。根據WHO/FAO統計,近10年內,世界各大洲都有食源性疾病爆發。利益驅動、生產者和消費者信息不對稱,法規不全,監管不力,這些都是各國食品安全的共性。但各國在應對食品安全問題過程中的立法、司法實踐,以及行政管理機制、社會響應機制,呈現出鮮明的差異。特別是中國缺乏典型的成熟的現代消費者運動,面對食品問題,消費者作為一個群體進行市場選擇、表達呼聲的主動意識較弱。
問題關乎制度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各個層面。于是,過去數年中的中國社會,不斷上演著“報料曝光——輿論嘩然——市場縮水——公眾談虎色變——*救市”的程式。到2008年,每有一種農產品受到消費者質疑,鏈條另一端的現實便是農戶經濟利益的嚴重受損,源頭生產的集中程度提高,大規模工業性生產逐漸驅逐分散的農業性生產。
隨著食品安全問題在十年中的逐層深化,不斷有專家指出:公眾在食品問題上存在一些認識誤區,比如對*的要求、對化學污染的過度重視、對假冒偽劣和食品安全的混同。背后的意思可以歸結為一點——食品供應體系已經是一個工業門類,必須認識到其作為工業門類的特性,而不是以農業視角來考察了。
只有進一步加強食品產業的工業化程度,讓工業屬性在整個供應鏈條中全面替代農業屬性,才能解決目前的食品安全問題。然而人們已經開始懷念傳統農業中可持續的生產智慧,對傳統飲食文化的回歸成為一股社會思潮,更有環保人士由肉類生產中的普遍健康隱患,開始反思食品工業中人與動物的倫理問題。除了市場監管、行政體系、立法司法等等規范手段,也許食品生產被塑造為工業形態的路徑和前景,才是食品安全問題帶給人們的*思考。陳君石院士曾表示:沒有人不希望享用杜絕化學品的、清潔的、小規模就近生產的飲食,但在今天的人口基礎上,這是否可能?這才是沉重的發問。
在食品工業已經完成現代化的主要國家,幾乎都有社區支持農業的實踐——消費者直接聯通生產者,在信任基礎上共建食品供應鏈條。這是公民社會對創新食品供應渠道做出的嘗試。當然,在龐大的食品工業體系面前,這些努力只能產生有限的局部效用。